八大山人長于水墨寫意，為其劃時代的人物。 在水墨寫意畫中，又有專擅山水和專擅花鳥之別，八大山人則兩者兼而善之。他的山水畫，近師董其昌，遠法董源、巨然、郭熙、米芾、黃公望、倪瓚諸家。例如康熙四十一年所作《書畫冊》（上海博物館藏）共畫了六幅山水小品，就可以看出深受董其昌的影響，其遠筆的圓潤則有著董、巨和黃公望的遺蹤，墨法參照了米氏云山，而某些樹石的組合形式，顯然取自倪瓚。但是，我們在欣賞這些作品時，卻又強烈地感覺到朱耷的個性，上述那些古人的法則，不過是他隨手拈來為自己服務的。那些山、石、樹、草，以及茅亭、房舍等，逸筆草草，看似漫不經(jīng)心，隨手拾掇，而干濕濃淡、疏密虛實、遠近高低，筆筆無出法度之外，意境全在法度之中。這種無法而法的境界，是情感與技巧的高度結合，使藝術創(chuàng)作進入到一個自由王國。

徐渭的書法造詣很高，其跌宕縱橫的筆法有助于繪畫藝術的巧妙變化，如畫墨荷、葡萄，大刀闊斧，縱橫馳騁，沒有深厚的書法功力是難以做到的。徐渭曾做一幅《梅花蕉葉圖》，將梅花與芭蕉放在一起，并且在畫上題寫道：“芭蕉伴梅花，此是王維畫”，顯示出徐渭與王維在某些構圖上的源流關系。當然，王維畫雪里芭蕉，更一種禪機，即，使得雪的清寒與芭蕉的心空構成畫面的宗教底蘊，而徐渭在這樣的畫面組合中，更一種時空的主體解放性。

沿革 書畫裝裱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。早在戰(zhàn)國時期就有帛畫、繒書，至西漢即有裝裱的繪畫出現(xiàn)。如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畫上端，裝有扁形木條，系有絲繩，木條兩端還系有飄帶。南北朝時書畫裝裱多赤軸青紙，裱工有范曄、徐愛、巢尚之等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