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(guān)于石濤的生卒時間,過去一直有不同的說法,傅抱石《石濤上人年譜》和郭味渠《宋元明清書畫家生卒年表》均記載為:生于明代崇禎三年庚午,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歲尚在。廣東省博物館藏的石濤《山水》冊上石濤自題七絕云:"諸方乞食苦瓜僧,戒行全無趨小乘,五十孤行成往,一身禪病冷如冰。庚午長安寫此。"上海博物館藏的石濤 《六十自濤詩》云:"庚辰除夜抱疴,觸之忽慟慟,非一日語可盡生平之感者,父母今生此軀,今周花甲……"后接七言詩,其中有"……白頭懵懂話難前,花甲之年謝上天……。"我們根據(jù)這兩件作品,都可以推算出石濤生于明代崇禎十四年辛巳(1641),這兩件作品都是石濤五六十歲時所作,取的是整數(shù),按一般寫文章的習慣是可多可少的。近看到石濤《花卉》冊十開一本,其中畫蘭花的一開自題詩云:"十四寫蘭五十六,至今與爾爭魚目,始信名高筆未高,悔不從前多食肉。"又畫芍藥的一頁末識云:"丁秋十月拈格齋先生句作畫"。按"丁秋"即"丁丑",即康熙三十六年(1697),上推56年則為崇禎十五年壬午(1642),這才是石濤的確實可靠的出生日期。
當然,運用避諱進行書畫斷代,要了解避諱的時代特點,例如宋代"玄"、"朗"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趙桓大中祥符五年開始避諱的,在此以前這樣的字是不避諱的。如果見到一幅宋代人寫的字或者繪畫作品的題詩,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,對這些不避諱是符合規(guī)律的,而款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,這些字不避諱就不合規(guī)律,就有問題了。
我們這兒所講的只是一般的情況,此外,也還有極個別特殊的例外,如米芾的《蜀素貼》卷中,前后有兩個"殷"字,一個缺一筆,另一個就不缺。這就要根據(jù)具體的作品作具體的分析。
同時,對于避諱問題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變地對待,有些臨古的書法作品,完全按照原樣臨而不避諱。例如經(jīng)過鑒定確為南宋趙構(gòu)(高宗)所書的《臨古二體千字文》卷,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臨寫的,文內(nèi)的字均避唐諱(諸如"淵"、"世"、"民"等字均被避諱),而沒有一個字是避宋諱的。
總之,避諱的問題是復雜的,在書畫鑒定中運用避諱來斷代,根據(jù)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,要依據(jù)不同的條件,靈活掌握。
裱工的一般情況是清中葉以前卷子拖尾短,所以比較細;嘉、道以后拖尾長,卷子就粗了。民間裱工南北傳授不同,手法亦異。熟悉了以后,幾種有特點的裝裱不用打開書畫便能知道是何時、何地的裱工,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。
舊時北京的裝裱匠人,手藝相當高超,舊書畫雖然破碎至不可分辨、或者脆到幾乎一吹即散,仍能裝裱如原裝。這類不太完整的書畫經(jīng)裝裱后,如果懸掛或正視,都不會看出有什么破綻。如果向陽處由背面看,則原形畢露。所以,如果遇到裱得很厚,或者裝在鏡框之內(nèi)的書畫,就一定要特別注意。
也有的作偽者采取金蟬脫殼的辦法,保留原裝裱,挖出書畫本身將偽本嵌裱進去。鑒別這類書畫,則不能僅憑裝裱來斷定其真?zhèn)瘟恕?br />
曾經(jīng)有位藏家花大價錢買了一幅宋朝的古畫。一般人來看,確實是宋朝的畫,但仔細研究會發(fā)現(xiàn)那件東西純粹是拿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的。造假者把各種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,組成了一幅新的畫,還冠以出自名家之手,蒙了很多人?,F(xiàn)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,把古畫拼接、嫁接、挪位,很有隱蔽性。
方琮的這幅山水所用材料為細網(wǎng)網(wǎng)絲絹,此絹在書畫鑒定中應為先的疑點。網(wǎng)網(wǎng)絲絹亦稱燈籠絹,是—種紋路極粗的劣等絲絹,在清中期至民國時期,江浙湖洲一帶均有生產(chǎn),此種絲絹的出現(xiàn),當是我國江南經(jīng)濟結(jié)構(gòu)急劇變化的—種反映。它的時代背景是:由于在清雍、乾兩朝鹽運的復蘇,促進了揚州濱海一帶的經(jīng)濟發(fā)展,當時居住在揚州一帶的有錢人多為鹽商,據(jù)《康熙兩淮鹽法志卷二十七》記載:“山西、陜西、徽州之鹽商皆寓其處”。由于這些擁資千百萬的鹽商出于商業(yè)的需要,為改變其社會地位而投資文化,而把養(yǎng)士、附庸風雅、扶持文化藝術(shù)事業(yè)作為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手段。由于他們以巨資收藏書畫,推動了江南—帶書畫供求結(jié)構(gòu)的變化,書畫的需求量迅速提高,渤中書畫供求結(jié)構(gòu)的變化牽動了小市民,形成了以書畫裝點門庭的社會風氣,這下子普通書畫的需求量則急劇上升,適應市場需要的廉價裝裱材料—網(wǎng)網(wǎng)絲絹應運而生。此絹大致可分粗細兩種,細者經(jīng)絲緯絲齊整,紋路成方格,但經(jīng)緯絲之間均有一條絲的間距,這樣在經(jīng)緯絲組成的方格間均能透底成小方孔狀;粗者經(jīng)絲紊亂而緯絲齊直,經(jīng)緯絲間距不等,如紋格不直之紗窗。此絹價格極廉,可用作低檔書畫的裝裱材料,但細網(wǎng)網(wǎng)絹在當時經(jīng)過特殊加工后可作為書材料。至清,當網(wǎng)網(wǎng)絹出現(xiàn)之后,便發(fā)展為以糊中纏土托絹,糊中纏入白笈將落絲。當絹拓出后,絲格間均以漿工添平而不漏底,使絹面平光如紙而能作畫自如。從現(xiàn)今流傳的此等托絹的畫作看,幾乎皆為清同光以后所畫,而此絹在清末畫家中除極少數(shù)廉價售畫的不畫家使用外,大多是坊間的行畫在使用,—般畫家均不使用。故方琮的這隔山水以網(wǎng)網(wǎng)絲絹為材料便引起首要嫌疑。由于材料粗糙,所鈐小印幾乎看不清為何字。從裝裱看,亦為民間粗制花綾所裱。這些皆是緣于成本合算,當時本為普通商品畫,面向普通購買者。
人們只有通過“臨”、“仿”、“撫”、“摹”來標識自己的傳統(tǒng)淵源,確立自己的藝術(shù)價值。
“四王”在中國古代繪畫史上為山水畫創(chuàng)造的后的輝煌,終消失在晚清的暮色中。
明末清初四高僧,即石溪、漸江、石濤、八大山人,他們是的寫意山水畫代表。
紙、絹、綾
到了明朝初期,出現(xiàn)了一種安徽宣城產(chǎn)的紙,世稱“宣德箋”,紙面細膩、光滑,明。
宣德帝朱瞻基喜用它作畫。此外明末的董其昌和清初的王原祁也用宣德箋畫畫,但未發(fā)現(xiàn)其他人用.
這無意中為鑒定示、董、王之畫提供了依據(jù)。但明代大多用金扇面,即灑金或泥金扇面,而白紙素扇面明末清初才出現(xiàn)。
清康熙時則金、白并用。到了雍正、乾隆時,一般用白紙扇面。
談到灑金、泥金出現(xiàn)的時間,大片的灑金紙出現(xiàn)在明代早期,灑金紙扇面出現(xiàn)在中期,小金片和金星紙出現(xiàn)在明后期。
一般來講,宋代宮廷用的所謂“貢品”,大都精密,如南宋宮廷畫家吳炳、林椿、馬遠、馬麟等人的作品,用絹都很好。
而畫院外或民間的絹則較為粗糙。如五代徐熙、南宋馬和之、梁楷、明代陳洪綬、張瑞圖等人,用的絹就比較粗。
從時代講,宋以前的絹都比較細密,明代則比較粗,但清代宮廷用絹卻又十分。
戴進技藝全面,人物、山水、花卉皆擅長,面貌也有多種變化,山水取法宋人蒼勁一派,又融以元人水墨法傳統(tǒng).
山石大斧劈皴,水墨淋漓,豪放挺健,下筆較重,粗獷有力,氣勢充沛。
人物工意結(jié)合,面部描寫較細,神態(tài)生動,衣紋線條則粗放頓挫,勁練灑脫,風貌,花鳥既能工筆設(shè)色,又能水墨寫意。
明代中期隨著經(jīng)濟生活的繁榮,素稱“魚米之鄉(xiāng)、絲綢之路”的蘇州(俗稱吳門)涌現(xiàn)出卓有成就的畫家群體.
以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四家為,人稱“吳門畫派”。
他們的作品大多數(shù)表現(xiàn)江南文人優(yōu)雅閑適的生活情趣。
吳門畫派”的四大家各有千秋,其創(chuàng)始人沈周功力深厚,不慕功名,富文人氣質(zhì),他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修養(yǎng).
書法雄厚渾樸,兼工山水、花鳥、人物,中年畫法嚴謹細秀,用筆沉著勁練,以骨力勝;
晚年筆墨簡放粗豪,氣勢雄強。所作率意縱逸,寓有野逸之趣,成為明代復興文人畫的。
“華山派”與明畫院繪畫“浙派”的創(chuàng)導者戴進極富書卷氣的“吳門畫派”
陳淳、徐渭的寫意花鳥董其昌的繪畫風格個性強烈的人物畫家陳洪綬
憤世嫉俗的明遺民畫派清“四王”的畫風“西畫”對院體畫的影響直抒心胸的“揚州八怪”多元化的民間風俗畫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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